张居正乘坐32人抬的大轿，是真的吗？

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后，张居正回乡奔丧途中，从北京到江陵迢迢数千里，盛况空前，各地文武官员无不倾巢出动，设祭迎送，靡费浩繁;有的官员甚至跪在地上呼天抢地，如丧考妣，祭拜元辅老太爷。此行尤其招眼的便是首辅高贵奢华的“如意斋”，所谓“如意斋”就是张居正回乡乘坐的“轿车”。

轿车由河北真定知府钱普“供奉”，前半部是办公室，首辅白天在此处理公文;后半部是寝室，劳累了便可小憩。轿车既大且重，需三十二个壮丁抬轿，左右两边各站一位童仆，伺候相公起居。轿车前后伴有六名训练有素的鸟铳手，这是戚继光为报首辅知遇之恩，精挑细选出来，专门为首辅一行保驾护航的。

这座绝世奢华的轿车遭到古今无数士子的严厉指责，王春瑜《中国反贪史》批评张居正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腐败，甚至认为他的骄奢淫逸导致改革的最终失败，这辆轿车就是他生活腐化，滥用职权的最好例证。

其实，类似王春瑜的观点古已有之，《四库全书》编纂官纪昀认为“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张居正确实是位颇具争议的传奇历史人物，“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他的传奇不仅在于以一人之力实现大明王朝的中兴，更在于缠绕他生前死后无数的恩怨是非。他既勇于革新、为帝国立下不世之功，又擅权揽政、作威作福，人们总能从不同的侧面得到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有时不免流于人云亦云。而几百年来，种种离奇的说法无不影响着对张居正的褒贬评价，也展示了“三人成虎”的可怕影响。

一、史源探究

有关张居正乘坐轿车的记载最早见于同时代史学家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以供奉者。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王世贞和张居正虽是同科进士，却有嫌隙，《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在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大背景下撰写，《首辅传》对张居正持否定态度，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尤爱从私生活方面下手抹黑居正，轿车即是其中之一。书末对张居正的评价除了有才干外乏善可陈，大加鞭挞他的人品修养，说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

后世不少文人都认为王世贞逞才使气、褒贬抑扬过情，不足以据为信史。清代纪昀等人在将《嘉靖以来首辅传》收入《四库全书》时评价其“大抵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但该书也不免有道听途说之语，甚至存在失实错漏问题，尤其是那些贬低张居正的记载。

王世贞毕竟是明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王氏晚年颇为自豪的作品，流传广泛，晚明以来一直到现在，上至官修史书，下到笔记野闻，各种版本的张居正传记都或多或少受到此书影响。焦竑《玉堂丛语》基本延续王世贞的说法：张居正奉旨归葬……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前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焦竑作为理学名流，对张居正夺情守制一事极为愤慨，加之张居正曾禁毁天下书院，焦竑也对这位铁腕宰相缺乏好感，其著作中凡提到张居正处，多为批评他专制擅权、骄奢无度，成见的存在致使很多细节记载失真。

野史大家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录了他耳闻目睹之市井风俗和逸闻琐事，首辅轿车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戊寅，江陵自京师归葬，及自荆州还朝，其以异礼事之者，无不立致尊显。惟真定知府钱普以嗜味进，最为当意;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江陵甚喜。

沈德符的记述主要是针对真定知府钱普，说他为“谄附”张居正制作供奉了一顶大轿，本想藉此飞黄腾达，不料时蹇运乖，不但没沾到丝毫便宜，却因这顶轿子被王世贞等人记录在册，永被后人耻笑。文中只说该步辇制作地像书房一样，可以放置一些坐卧家具，也可以容纳童子伺候，规格肯定高于普通轿子，但这与王世贞所记“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

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

无论如何，张居正归葬乘坐轿车的细节在当朝史家几度绘声绘色的描述渲染下，似乎成为“信史”，后世学者和大众都深信不疑。《明神宗实录》、《明史》等正史中并无记载张居正的轿子，但批判张晚年“骄恣”，他僭越乘坐巨无霸轿子是否是他骄恣的一大罪行?

二、疑点重重

1、常识推理

值得注意的是，当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 年)回乡葬父时，他在途中曾给神宗皇帝上过《请宽限疏》，其中报告：“臣于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辞行，至间月初四日抵家。”

依此而论，张氏的行期只有22 天，返程时因适逢阴雨，走了24 天，北京与江陵之间单程就将近三千里，则平均每天要行进超过65 公里。途中张居正还要处理政务、接见官员、拜会藩王、参加宴会，行色匆匆，即便不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并且按照每天行进10 个小时计算，平均时速也要达到6.5 公里，这对于单人步行来说，已是相当迅速;而32 个轿夫即使个个都训练有素，抬腿起步整齐划一，将大轿扛在肩头一路走到江陵，就实在匪夷所思了。

最初记载轿车的王世贞并未详记他乘坐这顶大轿多长时间、走了多少路程。他所说的“凡用卒三十二人”是指先后轮班抬轿的共计32 人还是同时抬轿的有32 人，以至后人有意无意地认为他整个行程中都是乘坐由32 人齐抬的大轿招摇过市。

王世贞的描述本就过于夸张，且有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之嫌，后世之人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三十二名轿夫抬着一架大轿，赫赫煊煊地从北京南下”更纯属主观臆断。

那么，或许张居正返乡途经真定府时，盛情难却，接受知府钱普所赠大轿，行进了几天;因这段路恰好纵贯华北大平原，而且张居正途中还要批阅重要的奏章，如治河专家潘季驯著名的《两河经略疏》就是张居正归葬途中批准允行的。紧张的行程中能在舒服宽敞的轿子里休息些许继而集中精力批阅公文，似乎也能理解。

2、明代各级官员乘轿的典章制度

明代对官员乘坐车舆有严格规定，据《明史。舆服志》记载：“(代宗)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孝宗)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世宗)嘉靖十五年，乃定四品以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

直到张居正已任内阁首辅的万历三年，还“奏定勋戚及武臣不许用帷轿、肩舆并交床上马”。可见张居正当权时期，明代对官员乘车坐轿的待遇问题要求严格。即使张居正符合乘轿的要求，至多也只能用四人抬轿。

《明史。舆服志》没有说明皇帝的步舆(步辇)规模，但《清史稿。舆服志》中介绍：“清初仍旧明制，皇帝乘舆有大仪轿、大轿、明轿、折合明轿。乾隆十三年，谕定大轿为步舆。”其中，步舆“臾以十六人”。也就是说，皇帝的步舆也仅能用16 人抬轿，如果张居正真敢乘坐32 人抬的大轿，则不啻超越皇帝，简直是大逆不道了，张居正晚年纵然再骄恣枉为，也不至于昏聩至此吧?况且他当时又在大刀阔斧地实行公车改革(驿递改革)，他不正己肃下，又如何能号召百僚支持改革呢?

3.反对派的弹劾

张居正是一个大破常格革故鼎新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满，显赫的地位使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无不被大家广为关注。如果他真的乘坐轿车，必然会受到给事、御史等言官的弹劾指责。可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都未因此受到攻击，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张居正在世时，就一直有人批评他的作威作福。万历四年正月，张居正的门生刘台就曾上疏弹劾他“擅作威福”;万历五年，在他父亲去世后的“夺情”事件中，更遭到大批翰林、御史等的集体反对;即使他归葬回京后，又遭到户部员外郎王用汲的猛烈弹劾，批评他擅权乱政，也未提及轿子。

或许由于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都支持张居正夺情而大力打击言官，因而没人敢于在他生前拿这顶“逆天”轿子说事;但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发起对他的清算，墙倒众人推，“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各种攻讦纷至沓来，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记载过张居正乘坐轿车的沈德符也记载了落井下石者罗织的罪状，并对捕风捉影、造谣生事杨四知之徒予以无情的唾弃与鞭挞：如杨御史四知者，追论其(指张居正)贪，谓银火盆三百架，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只，此孰从而见之?又谓归葬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则又理外之谈矣。

张家公子绝非纨绔子弟，在父亲教导下勤奋好学，廉洁自律，却也遭到反对派无情的清算陷害;至于揭发居正归葬途中凿井盖庐更属无中生有。除此之外，谋逆篡位、掘人坟墓、侵夺王府、变乱成法、专制擅权等各种有的没的罪名都被恶毒地用来攻击故首辅。种种奇闻，连不满张居正的沈德符等人都深感匪夷所思，反映出当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环境。但即使此时，竟未有人拿“32 人大轿”这绝好的“罪证”说事，此事的确成疑。

4、亲历者后人的回忆

明末清初士人梁清远《雕丘杂录》有条札记格外引人注目：“野记言，江陵相予告还朝，真定守钱普创为步舆以媚之，步舆内数童子，执拂供役，无异舟车。余记先祖言，曾亲见江陵公过真定，所乘绢轿无异恒制，但轿傍二童子执拂步随耳。无步舆之说也。此非先祖目覩，未有不信为真者，野史讵可慿乎?”

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后人，梁清远的回忆较为可信。在他的记忆中，先祖梁梦龙亲自目睹乃师张居正路过真定时，乘坐的轿子完全符合规格，只不过轿傍有二童子跟随，无奈后来发展成耸人听闻的步舆，他以此质疑野史的可靠性。

这条记载鲜为人知，但却是有力证明张居正并无僭越乘轿的直接证据。梁清远的先祖正是张居正的得意门生梁梦龙，梁梦龙恰巧又是河北真定人，必然比外人更加熟悉真定知府的所作所为。

由于梁梦龙与张居正关系密切，一向被视为“江陵党羽”，且此记载又为孤证，不免令人怀疑是否为居正开脱罪责，否则为何众多沿途目击者中唯独梁家后人为居正喊冤?

徐学谟《归有园稿》记叙了张居正归葬途中另一件轶事或许能揭开谜团：江陵公之归葬其父，四方赙者亦累数百万，江陵亦未尝受，即祭文俱却之。车载骡驼而归者，络绎于道，此江陵人所共见者。第其夺情之举见鄙于士论，人遂并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谓其乘丧黩货耳。

徐学谟并未溢美居正，张居正归葬途中，各地官员为谄媚首辅借吊唁张父之机大肆行贿，而张居正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却能不为所动。他路过河南时，封藩在开封的周王朱在铤派人持礼物和祭品在边界迎接。张居正只收祭品，其他一律封还。尽管如此，士林由于厌恶他夺情违制而不顾事实真相，想当然地认为他乘奔丧贪污敛财。

同理可推测，由于张居正违反了儒家的行为范式和传统的治国理念，他推行的改革又得罪不少人的利益，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士人带上有色眼镜，乐于接受这位离经叛道当权者的负面传闻。在那些本来就与张氏有怨的文人笔下，他的缺点被无限放大甚至无中生有，使得原本简单之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结语

综上所述，张居正绝不可能乘坐超豪华的32人大轿大摇大摆地从真定一路行进至江陵，再从江陵返回北京;只可能在部分特殊路段由于工作需要乘坐超越常规的轿子行进。

野史中传说的轿车到底有欤无欤、是耶非耶，在明代历史上无足轻重，但却直接关系着张居正的为官操守和历史评价。他究竟是贪腐的能臣还是德才兼备的救时宰相，是是非非伴随其身前身后，这也是他四百年来无法盖棺论定之故。

靠他一人之力无法改变历史的行程，那些曾经令人艳慕的功名富贵，终究要化作一片青烟无情地散去。就如同张居正身后“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下场一样，张居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在“人治”的社会体制中，任何个人的功过毁誉，都会与其遭逢际遇紧密相连，既无公正可言、也无公平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