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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地方“两会”观察:人事 重心 素质 媒体

日期:2014-07-28 来源:南方周末
“政治季”中的地方“两会”,涉及到重要的人事任免和区域决策,作为议政平台,地方“两会”亦犹如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的一些政治文化和社会心态

1月份中国规模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连同上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之前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及3月份将举行的全国“两会”,可以说,岁末年初这段时间,重大的政治活动密集,人事调整频繁,政治消息层出,构成了中国独有的“政治季”。

“政治季”中的地方“两会”,涉及到重要的人事任免和区域决策,作为议政平台,地方“两会”亦犹如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的一些政治文化和社会心态。

人事

今年尽管不是换届选举年,但数十位省部级干部的人事变动仍然引人注目。

黑龙江政坛在今年“两会”中令人关注。1月29日,去年就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空降”黑龙江的南英和姜伟,分别当选为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取代了去年10月下台的徐衍东和徐发。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王巨禄也当选为黑龙江政协主席,填补了前任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落马后留下的空缺。

而在今年江西省的“两会”上,同样从北京调任江西的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孙谦当选为检察长,他的前任是丁鑫发,去年因腐败案落马。

大多数省级高官的职务调整并无悬念。例如,去年10月从苏州市委书记调任吉林省代省长,并已经被提名为省长候选人的王珉,理所当然地当选为吉林省省长;而在1月31日开幕的陕西省“两会”上,在王珉之前担任苏州市委书记的陕西省代省长陈德铭也将当选为陕西省省长,和王珉一起担起中央“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在一省的重担。

新任福建省代省长黄小晶也在这次“两会”中顺利当选为省长;最为舆论关注的是49岁的青海省代省长宋秀岩当选为省长,她结束了中国政坛20多年无女省长的历史。

年届65岁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钟鹤在此次人代会中辞去职务,接替他的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

2004年下半年上任的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和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这次也经过法定程序,分别当选为福建省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4年12月由中央选调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的郭金龙同样高票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委书记兼任省级人大主任是十六大以来加强党的领导、提高人大地位的新探索。这一做法对于推动人大按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权力,还需要继续实践。”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说。

此外,十多个省级政府、人大、政协副职出现多位新面孔,黑龙江省副省长张成义等一批省级政府的领导干部被调整、充实到人大、政协领导职务上。

此次“两会”也有一些官员辞职或被免去职务,从新闻报道来看,其原因大多语焉不详。

  重心

有观察者指出,近年来,“两会”的重心越来越转向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法治建设历史欠账太多,许多法律都不完备。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重心主要放在法制建设上。到2000年以后,法治建设逐渐迈入正常轨道,而社会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开始集中暴露,代表、委员的关注重点转向社会民生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卫民说。

他分析,此次“两会”中,代表和委员们最为关注的问题集中在法治建设、经济发展快慢和各种问题的协调、社会公平、环境发展和政府改革五个方面。

在北京,奥运成了“两会”的关键词,市长王岐山坦承,与举办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的要求相比,不少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利用奥运契机谋求发展,激发了很多代表委员的想象和热情。在上海,明确提出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本届政府致力追求的目标。在广东,“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等富裕安康目标的提出,引起了代表委员的热议。

此次“两会”也通过各种途径,更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今年上海“两会”,特别邀请一些群众列席会议。

“民主政治正在推进,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代表、委员的观念和素质问题需要改进,他们参政议政的经验需要积累,而现实的体制也需要一步步改革。”沈宝祥说。

素质

本次地方“两会”中,一则人大常委请辞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高明伦因“法律知识有限”和“人大和科研两项工作无法兼顾”,辞去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

这种对于无法履行常委职务的表白,其背后也将代表委员的素质和作用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

“人大代表并不是一种荣誉,而是肩负着讨论国是、为民立言的职责。这虽然是个别的例子,但背后显然反映了民主政治的时代潮流。”沈宝祥说。

但现实的情况并非令人满意。有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据他的观察,“5年来一些代表没说过话”。无法想像,这些不说话的代表如何能行使代表权力,表达政见,参与决策,进行质询。

一些议案、提案,从地方立场上看“道理不错”,但背后的观念和意识却发人深省。例如北京“两会”期间,一位政协委员提出北京实行“人口准入制”的提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引起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社会公众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

“人口准入制”的话音未落,又有议案呼吁通过行政力量“封杀天价月饼”,几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摆出了易引发腐败和环保等理由后说,“政府出台一个规定就是了”。但律师的话却不容回避:现在是市场经济啊,价格法也规定经营者有权自主决定价格,只要“天价月饼”标明的成分与实际相符,就不违法。

更有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呼吁政府“发展规范‘酒后代驾’”,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2002年1月15日晚上,他因和几个朋友聚会,把车停在西单胡同里,自己打车回家,结果第二天车就被盗了,“其实当时要能找着‘酒后代驾’的也许就不会丢了。”对此有网友评论,“这样的提案值得拿到‘两会’上去讨论吗?”

在过去,代表委员敢于发言、有提议案提案的积极性,通常都会受到公众和媒体的赞赏;而现在,代表委员建言的内容和态度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审视和评头论足。这种挑剔,或许正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在转型期的一些微妙变化。

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少代表委员还没有真切地感受到来自选民的压力,也没有自觉地建立起议案提案的质量标准,但这些来自公众的怀疑声,应该或多或少促使代表委员去思考:我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发言?我应该去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一个决定区域发展规划的参政议政会议,是否应该夹杂着“垃圾筒能否统一装踩踏板”之类的琐碎问题?

  媒体

热闹的“两会”中,除了代表,也许最忙的就是记者了。对地方“两会”而言,近两年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媒体介入其中。

介入的一个后果是,媒体不仅仅是报道新闻,而实际上成了“两会”代表委员联系公众的桥梁和通道。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报纸在日均推出数版的大篇幅报道的同时,开通了热线电话和邮箱。会议期间,网民热议、热线打爆,公众对“两会”的关注表露无遗。

媒体热烈报道的背后,是公众渴望知情、表达意见的热切目光。公众的参政热情在“两会”这几天有集中释放的空间,而在平时,公众与代表委员之间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就人大常委会而言,它可以经常组织代表视察调研,但次数终归有限,无法代替与选民的日常的联系。

浙江的周晓光等人大代表通过设立工作室、代表热线等形式联系选民,甚至自费登报作广告。但是,这些都是个人的自发举措,“不具备制度价值”。

浙江《人民政权报》和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以“百姓心中的人大制度”为主题,进行一次专题调查。一个值得警惕的数据是40.9%的被访者不认识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而对于“你了解人大吗”只有20.4%的人回答“了解”。


事实上,缺乏长效机制也是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时面临的共同苦恼。

史卫民说,近年从全国到地方“两会”,会期都大大缩短,从积极意义讲,可以节约会议成本,集中高效地讨论本地区重大社会问题,促使政府科学决策,但从另一方面讲,代表和委员提出的问题是否能在短短几天内得到充分讨论,政府是否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是值得考虑的。

在现有制度构架下,如何建立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长效机制,将参政议政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史卫民建议,人大代表的适当专职化,“值得认真研究”。

他认为,这一改革可以分两步走,首先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第二步才是人大代表的部分专职化。

如果这一改革得以推行,人大常委会本身也需要进行配套制度建设,例如常委会委员固定联系人大代表,向人大代表述职并接受代表的监督等等。

史卫民认为,如果这一改革能够推行,那么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推行人大代表部分群体的专职化。而如何建立公众和代表的制度化沟通渠道、代表如何对选民负责等问题,则有望在这一阶段得到解决。(记者 李梁)